1930年9月，在柏林大学的新学期开始了。

我找到数学分析的教室，推门而入，能容纳六十人的阶梯教室已经坐了大约四十多人。男生占比绝大多数，女生只有我一个。

我选择了第三排靠窗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光线充足，与黑板距离适中，能观察到整个教室的动态。

几个刚走进教师的男生在我前排坐下，回头瞥了我一眼，眼神中是毫不掩饰的好奇。

“女的？数学系？”

“她看起来年龄很小”

“听说这届招了三个，另外两个在隔壁班”

“能坐在这里，至少abitur成绩应该不差吧”

“成绩好又怎样？女人学数学，最后还不是要回家生孩子？”

到了九点整，教授准是踏入教室。教授是奥托·冯·维兰德，五十岁左右，灰白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深色西装，金丝眼镜后目光锐利。他的着装符合保守的中产阶级教授的特点。

他放下讲义，视线扫过教室，眉头微蹙了一下。

“欢迎来到数学分析，这门课是数学系的核心基础，它将检验你们是否真正具备严谨的思维品质。在过去几年，我注意到了一个趋势”他停顿，“越来越多的学生，尤其是那些不适合高强度抽象思维的学生，盲目选择了数学系，最终不仅自己痛苦，也拉低了整体的教学标准。”

教室里完全安静下来，几个男生交换了眼神。

“数学”，维兰德教授继续说，手指指节轻轻叩击讲台”需要绝对的逻辑清晰，抽象想象力，以及持久的专注力，这些特质”他的目光扫过我，“在某些群体中的分布，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，存在天然的劣势，这不是偏见，这是科学事实。”

我翻开课本，看向节，听这些与数学分析无关的话语并无必要。

“我知道现在流行一些所谓的‘妇女解放’论调，但作为教育者，我有责任指出，女性的大脑构造更适合感性、具象的任务，比如养育子女，照顾家庭，试图强行进入需要高度抽象思维的领域，对个人，对家庭，对社会，都是一种资源错配”

坐在我前排的一个男生低声对同伴说：“听见没？教授说得对。我妹妹连二元一次方程都解不好”

他的同伴轻笑“女人就该待在家里生孩子，到这里来抢男人的位置，可笑。”

教授在黑板上写下了e-δ定义，我记下，并在旁边画了简单图像示意。

维兰德教授开始讲解极限的严格定义。他的讲解清晰，逻辑严密，确实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。在举例时，他选择了一个涉及物理运动的问题：“假设一个质点沿直线运动，位置函数为s(t)等于t的平方，我们需要证明当t趋近于2时……”

他用这个例子演示如何用e-δ语言证明极限。讲完后，他看向教室：“有没有人能给出另一种函数的类似证明？比如f(x)=1/x在x趋近于1时的极限。”

我举起了手。

维兰德教授似乎有些意外，但还是点了点头：“请讲。”

“对于f(x)=1/x，要证明li(x→1)1/x=1。给定任意e≈gt;0，我们需要找到δ≈gt;0，使得当0≈lt;|x-1|≈lt;δ时，|1/x-1|≈lt;e。”我的声音平稳，“|1/x-1|=|(1-x)/x|=|x-1|/|x|。由于x趋近于1，我们可以先限制δ≤1/2，那么|x|≈gt;1/2。于是|x-1|/|x|≈lt;|x-1|/(1/2)=2|x-1|。令2|x-1|≈lt;e，即|x-1|≈lt;e/2。因此取δ={1/2,e/2}，则当0≈lt;|x-1|≈lt;δ时，有|1/x-1|≈lt;e。证明完成。”

教室里一片寂静。维兰德教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然后缓缓点头：“正确。证明过程完整且选择了合适的δ限制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露娜·诺伊曼。”

“诺伊曼小姐。”他在名单上找到我的名字，做了一个记号，“很好。但记住，一次正确的回答不意味着长期适应。数学是马拉松，不是短跑。”

下课铃响了。维兰德教授布置了作业：十道题目，从基础到复杂，最后一题标注“可选，挑战性”。

我收拾书本时，听到后排两个男生的对话。

“她居然答上来了。”

“运气吧。女人擅长死记硬背，可能预习过这个例子。”

“维兰德教授说得对，她坚持不了多久。我听说去年数学系招了五个女生，现在只剩两个了，有一个成绩很好，但据说是冯·菲舍尔教授的女儿，有更多的资源。还有一个垫底。”

我拉上书包拉链，走向门口。走廊里人潮涌动。

高频电子电路理论与应用在工程学院的实验楼。这次课程是先导课。

走廊墙壁上挂着电路图、机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