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怎么反驳？他是正教授，学术委员会成员。我父亲虽然也是教授，但不同系，而且家里虽然支持我学数学，但父亲私下也说过，希望我‘适可而止，别忘了最终还是要回归家庭’。这个环境就是这样，露娜。”

她凑近一些，压低声音：“去年有个女生，很有天赋，在拓扑学上提出了新思路。但维兰德在评审她的论文时，坚持认为‘缺乏直觉洞察，只是机械计算’，给了低分。那个女生后来转去哥廷根了。我听说哥廷根那边稍微好一点，但……整体氛围都差不多。”

“高频电路课也一样。”我说，“克劳斯教授以安全为由建议我退课。”

卢恩睁大眼睛：“你选了高频电路？那个以难度和危险出名的课？天哪，露娜，我知道你厉害，但克劳斯教授是出了名的‘传统’。他坚信工程是男人的领域，女人进去只会添乱。去年有个女生想选他的低频电路课，被他以‘实验室空间有限’为由拒了。但其实实验室很空”

“我坚持要留下。”

卢恩盯着我看了几秒，然后笑了：“我就知道你会这样。但露娜，你要小心。这些偏见不只是噪音，它们会影响你能获得的资源。实验设备的优先使用权，助教的辅导时间，甚至考试成绩的评价标准。”

“用低估来补偿劣势。”我咬了一口苹果，“逻辑谬误。”

“但他是教授，他有定义规则的权利。”卢恩说，“你打算怎么办？直接反驳他们？还是像在慕尼黑那样，用成绩证明自己？”

我思考了一会儿。图书馆的窗户反射着秋日的天光，一群鸽子飞过，在窗玻璃上投下转瞬即逝的影子。

“反驳需要消耗时间和情绪资本，并且效果不确定。”我说，“最优策略是在他们的评价体系内取得无法质疑的成果。如果一道题目的完美解答需要十个小时，而一场辩论可能需要更多时间且结果不确定，那么前者效率更高。”

“但他们会说你是死记硬背，或者说你作弊。去年有个女生在复变函数考试中拿了高分，就有人散布谣言说她‘用特殊手段换来了考题’。”

“那么就需要在公开场合展示思维过程。”我说，“比如课堂提问、研讨会报告。或者，当质疑出现时，当场拆解质疑本身的逻辑漏洞。”

卢恩点点头：“这很符合你的风格。不过露娜”她犹豫了一下，“我听说，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学生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。他们有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，关于女性角色你可能很快就会听到更系统的理论了。”

“我已经听到了。”我说，“高频电路课上，教授引用了‘德国妇女的基本愿望是扮演好妻子和母亲’。”

“这只是开始。”卢恩的声音更低了，“我父亲说，大学里有些教授开始主动将政治意识形态引入课堂，尤其是哲学、历史、社会学。数学和工程暂时还算‘干净’，但是，谁知道呢。冯·诺伊曼博士已经去了美国，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反犹思潮。”

我们沉默地吃完了午餐。

周五下午，我和菲利克斯在柏林大学图书馆见面。

我直接说明了高频电路课程的情况，以及需要担保签字的要求。

菲利克斯听完，眉头微微蹙起。“克劳斯教授我听说过，是老派的工程师，技术过硬但观念保守。他要求男性担保，虽然不违反校规，但”他停顿了一下，“露娜，你确定要选这门课吗？它很辛苦且实验部分有风险。我父亲工厂里的电气工程师，偶尔也会因为操作高压设备受伤。”

“我了解风险。也评估过自己的能力。”

“我知道你能力足够。但有时候，即使你能力足够，这个世界也不会公平对待你。高频电路是典型的男性领域，你会面对更多质疑、更多刁难。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。”

“伤害有两种：物理伤害和尊严伤害。物理伤害可以通过谨慎操作避免；尊严伤害则需要通过证明实力来消除。相比之下，因为恐惧伤害而放弃机会，是更大的损失。”

菲利克斯沉默了片刻，终于点了点头。“你说得对。我不该用保护的名义限制你。”他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取出钢笔和便签本，快速写下一段文字并签上名字：

“本人，菲利克斯·冯·福克斯，作为露娜·诺伊曼女士的朋友，了解高频电子电路课程的实验风险，并确认诺伊曼女士自愿选修该课程，具备相应的数理基础及安全意识。本人愿为此陈述负责。”

他将便签递给我：“这样够吗？如果需要更正式的文件，我可以让家族的律师起草。”

“这样足够了。谢谢你，菲利克斯。”

“不用谢。但是露娜”他犹豫了一下，“如果课程中遇到任何困难，不仅是学术上的，包括其他人对你的态度。请告诉我。”

“我会记住。”

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哲学系的新课程，以及柏林大学近期的一些学术讲座。菲利克斯提到，他父亲最近在考虑向大学捐赠一批实验设备，主要是机械工程和电子工程方向的。“如果你需要任何特殊的仪器或书籍，